自我1975年12月底离开故乡四川广安农村，那时我才刚刚过了13岁生日。后来定居北京，直到现在。时光飞逝，弹指一挥间，不知不觉，到现在都差不多39周年了。故土难离，难离故土，背井离乡，思乡情难断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故乡的情结逐步由浅到深。对故乡的山水人及风物，虽然只是略知一二，少年时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。后来，随着多次回乡探亲，或多或少了解到了一些人和事，现在特意记录下来，回忆人生，感恩故乡，感恩中国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艰 苦 岁 月

    有人吹牛皮，我小时候却吃过牛皮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家东边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。如果遇到落特大雨，黄色的洪水就会溢出河岸，把高处的农田会淹没一些。我看到过淹了黄豆和小麦。那时候河边还没有种竹子，后来种了，现在已经成了茂林修竹了。那时河边差不多都种了芭茅，能长半人多高，到最后尖端会长出白色或粉红色的花穗子，很是好看。最近我回故乡也看到了这种植物，只是很少而已。芭茅长到一定程度可收割一回，喂牛火烧或用。留下丛生的根部20公分。收割完的芭茅还会长出嫩苗，水牛特别爱吃。我们村子东边的村，为了防止别村的牛吃嫩芭茅，他们割完芭茅后，在上面插上了大头针，牛要是吃了大头针，轻者受伤，重者丧命。也许是我们村谁去放队里的水牛没注意，有一头水牛没有幸免于难而死了。队里的社员们，包了牛皮，各家都分了些牛肉。牛皮扔了也可惜，最后各家又分了一块牛皮。我看到养母用锅煮了好长时间，牛皮差不多变成了有3-4公分厚。吃起来口感还比较好，还比较香。现在，条件好了，谁还会吃牛皮啊。因为那时还是比较困难的，才如此这般。只是觉得，邻村为了预防芭茅被牛吃了，而插放大头针的做法，的确有些不太妥当，不太道德。乡里乡亲，何必这样绝情啊。

    水牛皮虽然硬，却还可以吃，还有比牛皮更难吃的东西。1974年，四川广安县大旱，几乎没有什么收成。国家每天每人补助半斤粮食，那时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稀菜粥，也吃不饱，常常挨饿。记得第二年正月十五前后，我家却开始吃糠粑粑，糠就是碾压下来的稻谷外皮，可以喂猪用的。元宵节时，要是平常，二叔家吃好的肯定他得让我吃，可这年这天，二叔却没让我吃，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对什么都比较珍惜，一点儿也舍不得浪费。现在的日子好了，吃喝不愁，有人还有一些浪费。若是让他们挨一下饿，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浪费了。那时，父亲把卷叶子烟剩下的烟梗切碎了，用纸卷了抽。那时，红苕(白薯)烂了，用来酿酒。烂红苕酒特别难喝，跟烂红苕一个味道。这些与故乡四川农村的川菜美食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
    也许正是74年四川广安的大旱，才促成了我后来的北京之行，也算是因祸得福，不幸之中的万幸了。穷则思变，另谋他路，人之常情。如果人们能勉强过得去，也不会想和做其他的生存方式。我来北京之前的75年冬天，村里的人们正在试探着用红苕秧子囤积起来，来年用红苕秧子种红薯。这个想法是不错的，可以节省一些好红烧来吃，还能用秧子种红苕。当时中国处于百废待新的特殊时期，这样的科学难题，让不太懂育得种专业的普通农民来完成，异想天开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费了半天劲，成功很渺茫